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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全集:哈耶克人类文化演进观生成

一 
  如果将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比喻成森林中罕见的参天大树,那么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就是他生长的阳光和土壤。纵观古今中外人类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离不开对先哲思想的继承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哈耶克也不例外,哈耶克理论之所以引发全球诸多学者的追捧和争论,是由于哈耶克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上世纪引发人类社会走向理性狂热的抑制力量,哈耶克成为上世纪稀有的古典自由主义坚守者,由此被授予诺贝尔奖。当上世纪权力控制和社会构建大浪退却以后,人类在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矫正之时惊奇地发现,20世纪就在众人以排山倒海之势热情奔向少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给我们描绘出的宏伟目标之时,哈耶克居然冷静地屹立于潮流礁石之上发出异样的警告之声,他的声音虽然在当时被喧嚣淹没,但后来人类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悲剧事件逐一证明他当时的担忧并非多余时,人们开始关注起他来,开始对他的另类之声表示认同并产生兴趣,进而探索他发出另类之声背后的思想脉络。哈耶克毕生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社会进程的自发性和无目的性,尤其怀疑个人理性能力和認知能力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和结构设计所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极限。哈耶克正是凭借这种自认无知的谦卑态度得以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航海旅程中找到辨别社会之舟的航向是否正确的方法,这种哈耶克式的认知悖论不由得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那句名言: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一无所知。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谈到现代科学与传统知识体系最大的不同是承认自己无知,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 
  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哈耶克在其93岁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革命、东西方冷战、前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等20世纪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于1921-1923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维也纳浓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氛围给予了哈耶克丰厚的思想馈赠。哈耶克出生正逢自由主义由盛行走向衰落的时期。产业革命之后,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垄断组织的统治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社会各种资源被生产和资本垄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产生金融寡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可救药而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对人类社会进行秩序重构的思想。哈耶克在人生历程中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幅图景——追求自由的文化运动解放了人类思想,推动了科技进步,使人类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统治者及部分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滋生出越来越强的控制欲和自负感,不仅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然,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社会及控制人类命运。哈耶克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上世纪经济危机之后,在连美国都狂热于凯恩斯主义的社会背景之下,他曾经一度显得另类和孤独,哈耶克发起成立朝圣山学社就是为了抵制这种潮流,他感到只有在拥有相同的基本哲学观点的成员的团体内部才能够对捍卫人类自由进行持续和深入的探讨。哈耶克一生都活跃在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核心,如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30年代的伦敦,五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哈耶克看到的事实证明,无论是资源还是权力的垄断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灾难,思想和知识的垄断也不利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哈耶克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理性高度自负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自生自发的自由市场观和社会文化演进观,在于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置于千万年的历史演进历程之中对待而不归功于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理性构建成果。尽管哈耶克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直进行强烈批评,但在对待人类文化的历史态度方面,哈耶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洞见到了人类历史长河中无数普通民众对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点滴贡献才有可能汇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文化滔滔之海。 
  二 
  哈耶克的文化演进的独特性在于不是实证的考察或归纳研究,而是揭示了文化生成的两种对立的类型,即演进的理性主义和建构的理性主义。他曾在《进化论认识进路的兴起》一文中简略而不失完整地讲过,自笛卡尔哲学在这些问题上深陷拟人化思维而不能自拔以后,伯纳德·孟德维尔和大卫·休谟则开启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1]。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笛卡尔的认知思想会发现,把他认定为唯理性构建主义的罪魁祸首恐怕多少有点误会。笛卡尔属于认知论怀疑主义者,他正是意识到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也许不是真实的世界才得出唯有我当下的思考才是唯一能够确定的真实存在的结论。“我思”成为我与世界发生关系的逻辑起点,原因是假如我的存在不真实,我就不可能提出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可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并非指涉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无限还是有限,根本意义在于说明我的存在是以我具有感知和思维能力为前提的。他曾经以梦境为例来说明理性思维和梦境思维的区别,人在梦境中虽然也会呈现各种活动和情感,但这是不真实的,这种不真实并非是由于自己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展这些活动(因为这在梦醒之前是无法确认的),而是由于我们在梦境中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梦,缺乏将自我与梦境分开的理性反观能力,只有醒来恢复理性以后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可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涉及到的是我存在的意义及世界对我的意义这两个问题。动物生活在本能中,精神病人生活在错乱中,睡眠者生活在梦幻中,昏迷者生活在无意识中,这些情况下,身体的我固然存在,但由于缺乏自我反观能力,身体的存在对我而言只是生理意义而没有精神意义,这就是笛卡尔的二元论基础。笛卡尔这句话还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世界对我的意义是我能够感知和认知这个世界为前提的,一旦我缺乏这种理性思维能力,世界的存在对我而言相当于不存在,因为对我产生不了认知意义,所以,人死以后思维消失,世界对自我而言就终结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笛卡尔是唯理性论者倒不如说他是唯我主观主义论者,笛卡尔阐述的是理性对我而言的认知意义而并非强调人类理性的无限性,反而是洛克、孟德斯鸠等后来的启蒙思想家越来越注重自我经验和人类理性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作用,尤其是当他们的政治理念被欧美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纳且获得巨大成功以后,使得后来的知识精英、市场精英、权力精英们对于启蒙思想家大师产生无限崇敬乃至顶礼膜拜之情,认为这些大师们的思想代表了人类理性的最高成就,进而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既然人类依靠理性能够发展出先进的科技,形成先进生产力来改造和征服大自然,那么对于人类社会的完全认知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完全控制自然也不在话下。于是,近现代西方社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及社会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走向了过于相信人类理性能力的极端思潮。唯理性构建主义者可以说就是这种极端思潮的代表,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都可以按照最先进的设计模式进行重构,法西斯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统领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先进的模式。 
  作为人类文化演进论者,哈耶克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人类理性在文化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所反对的和提出警告的是20世纪人类社会屡屡出现的理性狂热和理性自负,他用“理性不及”这个词来表达人类理性有限性。“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他们十分清楚,文明中的许多制度,并不是理性的发明,而是同所有的发明相反,是他们称为‘自然’之物的产物,即自然而然出现的事物”[2]。如果说中世纪的理性思考意味着人类开始觉醒的话,那么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利用理性力量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理性逐渐走向狂热,出现了人类理性自负,这种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表现。哈耶克说:“对具体事实具有足够的了解这种假设,一般而言会产生某种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态度,它自欺欺人地认为,理性能够对所有的价值进行评估,而有关不可能取得这种全面知识的见解,则会导致对积淀于现存社会的价值和制度中的全部人类经验,采取谦虚敬重的态度。”[3]453哈耶克此立场获得其好友詹姆斯·布坎南的认同,“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4]85 
  哈耶克认定人类社会“理性不及”的主要依据是知识的分立性特征,而知识的分立性根源是人类个体生存状态的分立性。正如邓正来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代译序中所言,哈耶克在“分立的个人知识”经“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再到“无知”概念的转换过程中,达致了从“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向“无知”意义上的“超验”知识观的转化——这可以典型地表述为从“观念依赖”到“观念决定”再转向“必然无知”或“理性不及”的发展过程。[5]9一般而言,个体理性在社会文化面前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正是由于每个人的理性有限才需要继承和传承文化来弥补我们理性的不足。“人类在大约一百万年的岁月里都是生活在由共同的行为规则凝聚而成的群体之中的,而人类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完成了演化成人的过程并培育出了人的理性和语言; 再者,理性和语言的最初用途之一必定是用来传播和实施这些业已确立的规则的。”[5]P117人类的理性或心智与文化的关系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与人类存在的漫长岁月相比,文化演进实际上仅占了距今的百分之一的时期。那么,在科技发达的现代信息社会,人类的理性是否可以获得实质性突破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文明日呈复杂和繁复,而这也就当然会对我们在知识上理解和领悟周遭世界时造成新的障碍。人类知识愈多,那么每一个个人的心智从中所能汲取的知识的份额亦就愈小。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每一个个人对文明运行所依凭的事实亦就一定知之愈少[1]。 
  三 
  从动物学看,动物的生存状态有群居和独居之分,从人类起源来考察,人类的基因本能应该与其他灵长类一样属于群居,人类发展历史也表明,人类自古就是以部族的形态繁衍生息,近现代在对非洲部落、亚马逊部落、印第安人部落及澳洲部落等原始部落进行实地考察中对此已经获得印证。马克思认定,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现实生活中的人自出生开始就是以社会关系作为基本存在状态,鲁滨孙之类的孤岛生活属于非常态极端现象,而且鲁滨孙的孤岛生活也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所谓人的社会性,主要就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对人的影响形成的,从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屋这些物质文化,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这些非物质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塑造我们的社会人格。文化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媒介,不仅仅是同时代生存的人类通过文化进行跨空间联系和控制,人类通过文化的传承还与我们的先祖和未来的子孙后代相互交流。可以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基因。第一基因——生理基因蕴含的是身体本能信息,是人类身体的生理基因。文化基因蕴含的是社会活动信息,人类文化既是过去人类社会活动结果的产物,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指引信号系统。那么,文化基因和生理基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区别?生理基因对于文化基因具有怎样的意义?这属于生物科学、基因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接壤地带,是至今为止并没有获得重大突破的文化研究难题。 
  哈耶克在研究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他发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人类社会现象,那就是我们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其实是不断对我们的原始本能进行抑制的过程,我们大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社会规范主要的目的是约束和禁止按照我们的本能冲动而为所欲为,人类在进行自我控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哈耶克认为,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最先具有的是人的本能,并在人际交往中逐渐形成了本能所不具备的某些抽象原则,即习俗或道德,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而同样由进化产生的是理性。他说:“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变化,要归因于由文化决定的对本能反映的限制。”[6] “人们之所以能够从小群体过渡到定居的生活共同体并最终过渡到开放社会和步向文明,實是因为人们学会了遵循某些同样的抽象规则,而不是因为他们受着那些追求即时性共同目的的先天本能的指导。”[5]P507按照布坎南的意见,哈耶克的文化演进认为在历史可理解的时间即文明人时代,所出现的人类行为模式,已经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在范围更广大的动物人范围内,“人性”已经过了修改。文化演进已经形成或产生了非本能的抽象规则。这些规则显然反对人类本能倾向,但我们以同个人选择密切相关的个人标准,是无法评价和理解这些规则的作用方式的。[4]115
以道德规范为例,哈耶克将人类的道德分为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自然道德是与人类基因密切相关的本能式道德,就如同大量动物尤其是群居类动物在种群内部存在各种活动秩序一样,人类由于群体内部合作的需要演进出了自然道德本能。这种自然道德本能主要和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有关,由于小群体成员之间朝夕相处相互熟悉,那么各成员在情感的驱使下得以维持群体秩序。中国儒家以家庭为起点构建出的伦理道德体系就是以自然道德为基础的由己及人的自然道德走向社会道德的道德体系演进模式。自然道德體系中,本能式的感受和情感成为维系群体秩序的纽带,人类家庭结构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稳定,在于其以历史悠久的自然道德为维系纽带。生产力提高以后,随着人类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与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以本能和情感为纽带的自然道德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于是人类社会演化出了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情感是以身体本能为基础的心理感受,而价值观念是以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抽象价值标准。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人类为了和谐相处,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围的禁令( 不得如何) 。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 ( 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这些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道德,即社会道德[7]。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往往是以观念、风俗、习惯、信仰的方式渗透在人类群体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中。当以政权为标志的国家形态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在习惯、宗教、道德的基础之上演进出了理性程度更高的文字性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法律不仅通过文字明确表达,在衡量标准方面也超越了善恶之分上升到了公平公正这个更为抽象的价值取向高度。 
  可以说,在人类早期阶段,本能对人类文化产生巨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本能对文化的作用被逐渐掩盖和深埋,我们所接触到的文化基本上属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形成的理性文化。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本能仍然是人类文化这座冰山的基座,“毋庸置疑的是,人类不仅一直受着习得的规则( learned rules) 的指导,而且至今还受着某些先天性规则 ( innate rules) 的指导。”[5]117人类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仍然是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规范生成的前期基础,社会文化不能够完全与人类本能及人类需求对立,它们之间应该属于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我们在本能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社会化的理性程度,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离本能也就越来越远。本能可以通过基因进行传承,不需要过多浪费文化资源,文化所要弥补的是本能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通过文化对这些本能进行抑制或者矫正。 
  四 
  哈耶克对现代术语中的自然的(natural)与人为的(artificial)二分法进行了词源挖掘,指出这种二分法存在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们提出的依本性或发乎自然(by nature)与审慎刻意的决定(by deliberate decision)二者之间界分的模糊性。希腊智者所意指的这种界分, 既可以指独立存在之物与人之行动之结果的东西之间的界分, 同时亦可以指独立于人之设计的东西与人之设计之结果的东西之间的界分。哈耶克继承了18世纪伯纳德·孟德维尔及大卫·休谟的思想,认为人类文化现象应当被归属于一种独特的第三类现象, 亦即后来被他的好友亚当·弗格森称之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行为活动受理性的支配也是有限的,例如,我们平时进行语言交流,遵循风俗习惯等并不需要刻意进行思考,而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完成的,只有在进行刻意思考和重大抉择时才表现出明显的“设计”成分,即便是这种故意“设计”,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形成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每个人来到世界上时都是被动接受当时当地的文化熏陶,如果缺乏既存文化的依托,我们甚至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无法过上人类生活。可见,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设计”出来的,是通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逐渐演化出来的,群体中所有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文化生成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却无法精确量化每一个成员对于文化生成所做的贡献,最多只能记住历史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文明是人行动的产物,或者更恰当一些说,是数百代人行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就是人们设计的产物,甚至也不意味着人们清楚文明发挥功能或继续存在的基础。[8]在文化演进论中,哈耶克非常强调理性向传统习得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进步都必定是以传统为基础的。他说,“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承继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因此,这些规则决不是发明出来的,而且它们的作用也往往是那些作为行动者的个人所不理解的。”[1] 
  哈耶克所强调的人类文化是行动的产物而非设计的产物,涉及到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目的性问题。文化是人们不断实践、互动、试错和积累的结果,而绝非初始即被理性彻底洞明,进而予以整体设计和建构的结果。我们的理性根本没有这个能力。[9]个体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但这种相互作用不是线性的,更不是对等的,个体受文化的影响形成自己的行为动机,但文化不以任何个体动机作为自己的型构目的。社会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历史设计的产物,古人不可能预知和设计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同样,我们也无法预知和设计千年以后的人类生活状态,我们所能够设计和控制的只能是近期目标,而且这种近期目标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哈耶克之所以一生对乌托邦、法西斯、计划经济、集权主义等持高度警觉态度,是由于他通过更为开阔的人类历史视野,发现人类社会今天的文明和成就是建立在千万年长期演化基础之上的,尽管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类自身的能力获得极大提高,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人类历史中点滴式的缓慢进步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而且放眼千万年之后的人类未来,人类社会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模式是不可长久持续的,长此以往导致的必然后果是能源、资源很快枯竭甚至是人类自我毁灭,这种结局并不符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更不符合人类因文明的发展和理性的提高而带来的对生命质量追求的价值取向。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固然会有阶段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更多地体现在共同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具体目标方面,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也会有自己的阶段性目标,但这种目标追求更多的应该是落实到个体生活层面,毕竟社会存在的落脚点还是人类个体生活,让多数社会成员过上体面、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才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由于社会存在的非目的性,人们才能在千百万次的行动中不停地试错与选择,最终确定了适合本群体生存的伦理道德系统。而且正是这种试错与选择成就了人们今天的不断前进的文明。[10]
 五 
  哈耶克在对达尔文进化论理论渊源进行追溯以后认为,文化进化的观念无疑要比生物进化的观念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复杂的文化结构的形成恰恰是这样一种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的结果。他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如不是直接来自于其同时代的历史法学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很可能源于伯纳德·孟德维尔和大卫·休谟的文化进化观,经其祖父伊拉斯谟斯(Erasmus)而得。达尔文的主要成就是对不同地区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物种特性进行考察以后得出的物种演化规律,这种演化规律和自然界其它物理化学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可证实性。达尔文进化论的哲学意义不仅仅在于打破了上帝造人和造万物的神话,更重要的是彻底碾碎了上帝这个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启迪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自然运行的力量来自于自然本身而非自然之外。这一原理对人类社会的运行也同样适用。相对而言,人类社会的运行比自然的运行要复杂很多,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一方面固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与此同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是生物竞争与社会竞争的最大区别,自然状态下生物生存的环境是相当稳定的,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度,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在加速,这就意味着进入近代以后相隔时间不长的不同时代的人往往处于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既然人类和当前地球其它生物一样也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那么进化规律的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是可以适用的,哈耶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得到了精心的勾画,这主要在于他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对一种文化演进的反映,这种文化演进依据生物进化的模型而运作。 
  当然,由于人类属于高智慧型生物,人类社会与其它生物种群必然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机械地套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哈耶克认为,文化演进类似于生物进化,但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他指出,当代社会生物学的主要错误在于,它假定语言、道德和法律等现象,不是经由模仿式的学习传递在自然选择的进化中产生的,而是通过现在由分子生物学阐明的“遗传”过程传递的。正确的解释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哈耶克列举了文化演进与生物进化的不同之处,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1]。与动物先天本能不同,人类大脑的高度发达使得人类后天具有很强的可塑空间,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先天决定及后天影响双重作用的结果。哈耶克尤其看重人类的模仿能力和学习能力,这是社会文化得以延续、传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少数人率先追求更有价值的新目标——然后大多数人通过模仿和学习使少数人所开创的新知识流行起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非多数人经过共同协商而选定的,而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或在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价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据某种符号或評价不自觉地采用少数人的方法。简而言之,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通过少数人成功地适应环境需要的偶然创举为大多数人所模仿和学习而得以推动的[11]。正如在动物世界中生存斗争被看作为自然选择铺平了道路一样,在所有自由主义学说中,经济竞争被视作推动进步的力量。传统、制度和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也可以这样加以解释[12]。 
  和生物进化一样,文化演进并没有明确的预设目标,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不同类型文化是在各种文化形态的竞争中不断试错而优胜劣汰的结果,决定这种淘汰赛结局的不单单是文化的先进性而更是文化的适应性,具体来讲就是,最能够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文化往往最有可能击败其他文化类型而成为主流文化。古代社会之所以未能生成今天的人类文化,不仅仅是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问题,同时也存在今天人类文化无法在古代社会适应和生存的问题。文化是否存在优劣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相对于一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文化一定有是否更为适宜的问题。只有通过文化竞争,才能在业已存在的众多文化萌芽中发现更为适宜的文化类型。哈耶克认为,文化竞争是文化演进的主要动力,“竞争就像科学实验一样,首先是一种发现过程( a discovery procedure)。只要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谁会做得最好,那么竞争便是我们所能运用的一种极为切合实际的过程”[5]369 “复杂的文化结构的形成恰恰是这样一种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的结果”[5]489。文化的竞争与个体的竞争不同,文化是在群体中形成的,因此,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包容个体价值取向的同时,更注重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对个体自身的存在和维持十分重要的个体性质,是通过生活于群体中的一些个体得到选择而形成的,在该群体演化的每一个阶段,它们都倾向于遵守这些规则,因而使该群体变得更有效率”[3]475一般而言,一小部分群体率先发现此类规则,并凭借对此规则的遵循与运用获利颇丰。随后,其他群体受趋利动机的影响竞相仿效实行同样的规则,使之在更大范围中扩展实施并逐渐固定下来直至成为习俗。哈耶克认为,正是通过自由竞争才形成了当今世界璀璨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而那种妄图通过对整体社会的人为设计而维持社会运转的计划将最终阻碍进步、摧毁人类文明[13]。所谓文化演进,是在原来基础上一点一滴逐渐向前发展,人类历史中虽然存在突飞猛进的飞跃式社会转型阶段,但也是在原来基础上相对于原来发展速度出现幅度较大的转型,不可能完全无中生有在短时间凭空创造出全新的社会文化。哈耶克之所以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视角看待人类文化的演进历程,是具有宏大视野和深邃目光的全局式审视,不是在某个局部和某个片段看待人类文化中的某些现象。他说,“我们绝不能对社会的全部价值同时加以质疑。这种绝对怀疑的态度,只能导致我们文明的毁灭和——在认为经济进步可以促进人类发展的许多人看来——极端贫困与饥饿。彻底抛弃一切传统价值当然是不可能的; 它会使人根本无法行动。如果放弃人类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得到传播的传统价值,只能意味着退回到人类在千百万年的部落生活中形成、如今已几乎被视同天性的那些本能价值。”[3]549-5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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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s stick classical liberalism, Hayek experienced all the major events of human society in 20th Century. He formed the evolutional rationalism culture view during the process of opposing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He approved that human culture has a long evolutional history. Culture has become the largely function to help mankind towards a rational social life by inhibit the instinct. It is his basic cultural cognitive view that rational is limited and knowledge is divisional, that determines human cultural is the outcome of social activities but the presupposition of subjective plan. Human is promoting cultural progress by learning and imitation to spread the culture and by the social competition to choice the cultural. 
  Key words: Hayek;culture;evolution;generation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2-05 14: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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